王婧

在程序设计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智能机器人由于受制于程序，因此不具有控制能力，也就不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只有不断坚持三统一理论，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永葆活力。

然而，立法机关的产生是以国家政权的建立为政治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如此紧迫又富有挑战性就是与这种法哲学的批判意识、批判精神的缺失或淡化有着本源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智识创制必须通过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的相同认识、理解原则，或是一些必要的主体间性得到认可和获得力量。道家思想为中国法哲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中，也不断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光大。（1）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不足。

由于我国法学教育规模的大发展，我国法治人才培养出现了许多矛盾，比如教学规模和教学质量之间的矛盾、培养模式单一化和法治人才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现实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中，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法治建设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则是在新时代形成的并对中国法治实践起根本性指导作用的法学理论。正因为法律有了以强力为保证的外在约束功能，成文法才能够不仅仅停留于意志层面，而具有对社会成员行为和利益关系进行调整规范的强大作用。

因此，为了节省公共资源的投入，国家就要被迫限定法律的控制的范围，甚至会有意保留一些法律空白。[134]参见周世中、陈雅凌：《法律异化研究》，《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第12-22页。有鉴于法律实施对于法治的重要价值及其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突出的时代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聚焦法律实施的基本原理，就法律实施的一般特性和基本原则进行探索和提炼，就教方家。刘瀚：《论我国法律实施的保证》，《政法论坛》1985年第4期，第12-17页。

向它乞讨是非曲直的标准，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像使用傻瓜相机那样摁下按钮就行了。沈宗灵教授提出，法的执行的主要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和讲究效能原则。

[41]在耶林看来，没有强制力的法律就像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那样不可思议。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45]参见唐皇凤：《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第96页。[138]就执法的层面而言，注重人文关怀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刚性、增加柔性。

[28]参见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读书》2008年第11期，第35-42页。法律运行决不是靠自律与说教，而是在要求社会主体在自觉守法的同时，以强制力作为保障实施的重要后盾。情法矛盾[139]是一切国家法律实施中的难题所在，在我国更是法治运行的瓶颈性矛盾之一。在公法领域，体现谦抑原则的行政约谈制度日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

资源是法律实施的刚性约束。[65]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作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语言具有模糊性，难以对事物进行精确的规定。私人参与法律实施最直观的功能体现在破解信息成本症结上。

[8]参见吴大英、沈宗灵：《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人文关怀原则强调，法律实施固然要严格依法而为，但法治实施所追求的善治目标，必须有致良知等执法伦理因素的指引和机制上的考量，确保执法者不仅依法办案(事)，而且依良知办案(事)。法律的强制实施本身是一种高内耗、低成效的做法，会引发连锁反应，从其他侧面消解法律实施的效果。法律既能被用来正确地发挥作用，也可能被滥用。2.公力救济不得滥用 当前中国，同时存在着权力膨胀意识和权利意识过度两种情况。[13]参见史永平：《什么是法律实施——兼及相关概念之法理辨析》，《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88-97页。

科特威尔指出：法律经常通过严格的规则和凝滞不变的机械程序，阻碍经济活动。[144]以实施的目的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维权型的法律实施、控权型的法律实施、恢复型的法律实施、预防型的法律实施、促进型的法律实施等。

[127]See Christine Parker,Reinventing Regulation within the Corporation: Compliance-Oriented Regulatory Innovation, Administration Society, Vol.32,No.5（2000）, pp.529-565. [128]同注[126]，第4页。在某种意义上，实施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们依法而为的动力机制问题。

在司法过程中，容易导致机械主义和司法中心主义，要么把司法过程简单化、庸俗化，要么过分拔高司法的功能。[86]丁茂中：《我国竞争中立政策的引入及实施》，《法学》2015年第9期，第113页。

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是一国法治实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诚实和守信是平等主体互动和关系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规训。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通过监狱、法庭、军队、警察等所体现出的有组织的国家暴力。[28]法律规则的缺陷具有内生性特点。

[114]参见季卫东：《论中国的法治方式——社会多元化与权威体系的重构》，《交大法学》2013年第2期，第11页。[80]从这个意义上更准确地说，法律的生命并不仅在于法律的实施，而且在于法律的持续实施。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立法者并不指望法律会被付诸实施，通过法律宣布某种行为为违法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但其依然有表明立法者反对某种罪恶或者错误行为的功能。这样的做法在表面上或特定时空内可能更为容易让相对人接受，但却是以损害法的权威性为代价的，也必然导致法治的非稳定性和不可预期性。

如何对有限的法律实施资源进行配置，是从国家到各级政府乃至一个实施机关内部都现实面临的问题。法律实施的品质首先受限于法律的质量，而法律规则总是有缺陷的。

程序是实施法律的基本依循，严格遵守程序是依法实施的当然要求，也是追求理想实施法效的必由之路。除了重实体、轻程序这类实践中常见的认知误区外，提出并强调依法实施原则，还旨在回应实践中两类普遍存在的困惑：第一，法律总是不完备的。法的威慑力有助于预防或减少违法，从而减少法律实施成本。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系统内，法律实施过程甚至不仅是法的实现过程。

杨启敬：《防范执法风险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8页。[147]参见赵红梅：《经济法的私人实施与社会实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77-195页。

第二方控制则来源于契约，主要由个人自助来保证实施。[33]参见周旺生：《法理探索》，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因此，在法律实施领域，必须确立诚信原则，使法律实施无论在微观还是中观层面都向着法律的目的推进，防止其沦为达成非正当目的的工具。其一，在法律实施的机制设计、实施资源配置和具体实施活动中，需要正确处理原则之间的关系。